與海蝸牛和黑猩猩共眠
英國生物學家簡·古道爾因其在黑猩猩行為領域內(nèi)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而被譽為“我們的知識世界最有影響的貢獻者之一”(《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但令人驚奇的是，作為生物學界的泰斗級人物，古道爾并不具相關學術背景，甚至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因而，其對“知識世界”的貢獻耐人尋味，而關于“知識世界”的含義恐怕也要就此改寫。《希望的理由》是古道爾回顧往昔、寄情未來的一部精神自傳，在書中，她記錄了自己從一個喜愛動物的小女孩，到遠赴非洲從事黑猩猩研究，及至巡游全球推動環(huán)境保護、倡導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心路歷程。在此過程中，囊括人類和生物在內(nèi)的系統(tǒng)性社會學知識，也以另一種方式被重新建構起來。
與一般學術類著作不同的是，《希望的理由》是一部飽蘸了作者深情的作品。在嚴謹?shù)目茖W論斷之外，我們時時可以讀到作者對動物、對人類、對自然發(fā)自內(nèi)心的愛，這種愛，絕非通過學術訓練就能獲得，而一旦得到這種愛，則可以成為學術和生活的共同信仰。那么這種愛，來源于哪里呢?古道爾寫道：“我的思想是在我20歲之前逐漸形成的，對我產(chǎn)生影響的是我的家庭、我所受到的教育、我所經(jīng)歷的戰(zhàn)爭歲月、多年來聆聽到的震撼心靈的布道，此外還有我所讀到的那些書，我在戶外自然界所度過的時光，以及我們家所飼養(yǎng)的小動物。”
說來似乎稀松平常，無甚出奇。但哪個家庭的父母，會樂意看到自家的寶貝女兒與蚯蚓和海蝸牛共眠呢?又有哪對父母會耐心地告訴女兒，蚯蚓無土海蝸牛無水便要死亡，以此培養(yǎng)孩子兼顧理性的愛心呢?這種張弛有度、鼓勵獨立自由思考的環(huán)境，以及在二戰(zhàn)歲月中對人類命運的悲憫情懷，使古道爾在日后的生活和研究中，格格不入于打著各種“科學”旗號的世俗性偏見，她的大半生，即是在與這種偏見的斗爭中度過的。
1957年，23歲的古道爾受雇于人類學研究領域的權威路易斯·利基，慧眼識珠的利基給了古道爾一份旨在揭示原始人類行為模式的靈長類動物研究計劃。1960年，古道爾來到坦桑尼亞貢貝自然保護區(qū)，開始了其長達40年的研究生涯，而在當時，許多人都不看好這個既無學術背景又不幸投錯了性別而天生缺乏意志力的女人的事業(yè)。
從一開始，古道爾就顛覆了生物學研究領域中的諸多教條。根據(jù)“科學原則”，為了獲得有用的數(shù)據(jù)，科學家必須保持“客觀冷靜”的頭腦，把所看到的情況準確無誤地記錄下來，尤其不允許自己對觀察對象發(fā)生“移情”。古道爾對此不以為然：“我對這些聰明的生靈的理解，有不少恰恰是建立在對他們產(chǎn)生移情的基礎之上。一旦知道有些情況為什么會產(chǎn)生，就可以對自己的解釋進行嚴格的驗證。”秉持“移情”理念的古道爾發(fā)現(xiàn)黑猩猩竟然能夠利用花花草草制成的“釣竿”釣白蟻，這一發(fā)現(xiàn)打破了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區(qū)別于動物的標志的成見，重新開啟了關于何為“人類”、何為“工具”等概念的大討論。
古道爾還給黑猩猩取名，而按照“科學”方法只能對觀察對象編號。這種離經(jīng)叛道直接挑戰(zhàn)了當時科學家認為動物是沒有個性、思想和理性思維的一塊活肉的論調(diào)。古道爾發(fā)現(xiàn)黑猩猩群體中存在著與人類相同或者相似的家庭、階級和社會組織，而黑猩猩本身也具備和人類一樣的情感、理性和思維能力。據(jù)此，古道爾質(zhì)疑了當時以人類為中心進行科研活動的歸納主義過于簡單化和機械化，而“以人類為中心”又不適當?shù)刂圃炝艘环N旨在對異質(zhì)事物“非人化”的排他性范疇。她首先拿人類引以為傲的語言工具開刀：“語言可以增加一個人的體驗，可是它又埋沒了許多體驗。我們看見一只昆蟲，立即就會想到它的某些主要特征，而后對它進行分類……一旦我們把周圍的東西貼上標簽后，我們就不太想再仔細看它們了。”
語言是思維的表達工具，工具本就存在偏狹化、標簽化的缺陷，那么思維本身就無懈可擊了嗎?古道爾繼續(xù)寫道：“語言是我們理性自我的一部分，暫時放棄它，是為了給我們的直覺自我以比較自由的空間……因為我們受到做人的局限，被禁錮在人類的視角、人類對世界的看法之中。的確，要想從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視角，或者從一個異性的視角來觀察世界又談何容易?”這段從生物-人類學視角出發(fā)談及異質(zhì)文明間的理解與溝通的論述，既是古道爾作為一個科學家常年觀察得到的論證，也是其受宗教信仰所蘊涵的博愛、寬容、謙和等美德熏陶的結果。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宗教在古道爾一生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但她與一般信徒不同，對宗教從不做死扣條文的“原旨主義”解釋，而與無神論者比起來，她又清楚地認識到“科學至上”不能解決人類一切痼疾，因為科學只是認識真理的途徑之一，而不是全部。
古道爾從事研究的近半個世紀，正是非洲深陷反殖民斗爭、內(nèi)戰(zhàn)、獨裁、政變的時期，而冷戰(zhàn)也在全球范圍上演正酣。外部世界的混亂使古道爾憂心如焚，但她沒有不問世事做個專事滌凈自我靈魂的朝圣客，而是從動物學研究出發(fā)，尋找人類區(qū)別于黑猩猩的那“1%多一點點的基因”的特殊之處。沒錯，人類的美德與罪惡存在于與黑猩猩相同的那98%的基因之中，但正是這1%的差異，使人類能知生與死，也能對未來作出長遠規(guī)劃。古道爾認為，人類的命運，不在社會，不在環(huán)境，而就掌握在人類自己、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手里—改變，從自我做起。這是一個有良知的科學家對人類抱持的希望和關懷。
